幕后制作 【歌舞片的典范】 《西区故事》是一部精美、感人、富于情感纠葛、观之荡气回肠的歌舞片。它暴露社会问题的倾向，现实主义的表达，使之成为歌舞片的典范之作。荧屏艺术对百老汇音乐剧做出全新的阐释，这种更有表现力更加引人入胜的艺术手法有效的扩展了原作的艺术空间，为人们呈现出更富生命力的画面。这部罗伯特·怀斯耗资六百万美元的力作，从展播到正常上映，回报巨大。 以波多黎各移民与美国当地团伙的对抗和仇恨作为背景，这个现代版《罗蜜欧与朱丽叶》的故事，重新发生在曼哈顿西区，一样的交织着凶残与温柔，一样的混合着浪漫的爱情与悲惨的死亡。影片技巧华丽，色彩炫目，镜头的晃动，快速的剪辑伴随着剧情的冲击，使作品扣人心弦，浑然一体。 恩斯特·莱赫曼的剧本改编自亚瑟·劳伦的百老汇歌剧，真实地反映了团伙间彼此发泄着仇恨和他们对世界的憎恶。虽然这部影片感觉上缺少对流行文化的致敬，但是全面分析影片结构，我们会发现它的制作高超，足以产生强大的冲击力。在拍摄中，怀斯有机的结合舞台与荧屏技术，比如，长镜头关照一个场景，或者运用运动的镜头捕捉一个个动感的瞬间，效果紧张刺激。杰罗姆·罗宾斯在影片中突破了舞台空间的限制，设计出众多激动人心的舞蹈。他的舞蹈总是引人入胜而富于表现力，不断地推动情节的发展，调动观众的情绪。 【表演】 娜塔利·伍德的演出出神入化，她饰演的波多黎各女孩与理查德·贝梅尔双双坠入爱河，但这份爱却被严格的种族法令所禁止，而后，他的歌声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波多黎各鲨鱼帮的首领，女主角的哥哥的扮演者乔治·克瑞奉献出华美的演出。与克瑞演对手戏的是扮演火箭帮的头领拉斯·坦波雷恩。坦波雷恩深入地刻画了这一角色，并因为他杂耍般的舞蹈大放异彩。丽塔·莫尔，克瑞的爱人，扮演一位火辣的角色，同样好评如潮。 【音乐】 在音乐方面，最好的是《美国》，它揭示了美国敌对波多黎各人的精神实质。接下来是《酷》，由塔克·史密斯演唱，以另一场令人惊悸的舞蹈为背景，就像《滚吧！克拉克警官》一样。坦波雷恩领唱的《火箭歌》迅疾、狂暴、豪放，必然会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电影中多半歌曲悦耳迷人，包括贝尔梅演唱的《玛丽亚》，还有他独唱的那段《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我是美人》由伍德小姐领唱；《今夜》是贝尔梅与女声的二重唱；歌手玛尼·尼克松在《我恋爱了》和《一只手，一颗心》中的配唱也甚为完美，以致观众不会注意到，那其实并不是女主人公的声音。 最值得关注的当然是伦纳德·伯恩斯坦制作的音乐，他的乐章，加上精彩的表演，把影片推出层层高潮。 【演员选秀】 阿尔维斯·普雷斯里（猫王）曾受邀出演托尼。然而，他的经理人派克上校坚持认为这个角色不适合阿尔维斯，从而使他受到影响。当这部电影一举成功并且赢得十项奥斯卡大奖时，阿尔维斯很后悔错了这次演出的机会。他是众多年轻歌星中唯一一个被考虑出演此片男主角托尼的人。 因为阿尔维斯不同意演出，而其他的演员又不适合，制片人只得把这一人选固定于所谓的“最后五人”： 沃伦·比蒂、安东尼·博金斯、加里·洛克伍德、托埃·唐纳荷、理查德·贝尔梅。虽然已经二十八岁，但是博金斯还是一脸的孩子气，加之百老汇的演出履历，让他成为这一角色的有力竞争者，而且心理分析成功的显示他的加盟可以避免人物性格的重塑。怀斯选定比蒂出演，并称比起经验来，年轻更重要。最终，以前的童星贝尔梅，这个最不被看好的候选人赢得了饰演托尼的机会。 吉尔·圣约翰、奥戴莉·赫本与苏珊妮·普雪特都曾经是玛丽亚这一角色的竞争者。然而，奥戴莉·赫本不久就因怀孕退出了角逐。 威廉·勃拉姆利是唯一一个在舞台剧与电影中同样饰演警官克拉克的演员。其他的演员都出现在舞台剧和电影里，却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罗伯特·怀斯访谈】 在电影史上很少有艺术家能像罗伯特·怀斯那样好的掌握自己的绝技。他曾五次获得奥斯卡大奖，如果算上1967年那次的话。在迈入导演行列之前，他曾做过几部重要电影的编剧。比如1939年的《钟楼怪人》、1941年的《公民凯恩》和1942年的《伟大的安伯逊家族》。大多数导演都有自己特殊的偏好，而多才多艺的怀斯却能轻松的从一个类型跨越到另一个类型。他的事业跨越了难以置信的八十个春秋，几乎对每一种事物，他都有点石成金的能力。 安德鲁·洛克：巴伯·伯蒂彻有一次曾暗示我，奥逊·威尔斯是一位电影史上被绝对高估了的导演。您与威尔斯一起工作过，对这样的评价您有什么想法？ 怀斯：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我确实和他共过事。我给他最早的两部电影做编剧，就是《公民凯恩》和《伟大的安伯逊家族》，我认为他绝对的才华横溢。我必须承认这个事实，他拍《公民凯恩》时，只有二十五岁，它已经被称为史上最伟大的电影，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这才是对他天赋公正的赞许和评价。 安德鲁·洛克：威尔斯被人证实抱怨过这部电影，因为公司对电影的改动。他曾向您抱怨过吗？ 怀斯：没有。我想他理解我是一名编剧，我在公司的指导下工作。那时我和杰克·莫斯在一起工作，他是奥逊的人，负责影像处理。 所以，我并不认为奥逊对我们会有什么抱怨。我想他能够理解，我们只做了我们必须做的。 安德鲁·洛克：作为一名电影导演，你认为，提到《西区故事》，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怀斯：让人们接受在街上跳舞。这不是一种常规的行为。作为事实，我一直都坚持，在纽约我们是开放的。我曾说过，大白天纽约可以做一切。我不能在舞台上骗人。一旦你穿过白昼，步入黄昏，而在舞台上你可以让这一刻灯火通明，晚上也一样。然而事实是，城市的街就是城市的街。所以，最后他们同意了。我知道，我必须用一种方式表现纽约，但那不是老一套的东西，横穿市区的河、大桥、地平线。我要开启惊奇——从直升机上鸟瞰这个城市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我们的序幕。那是纽约，一个真正的纽约，一个崭新的纽约，一个从未被如此观望的纽约。我想，这是一种概括，它把观众引入一种情绪的结构中，在那里他们可以接受几分钟以后孩子们在街上跳舞。随后我们走出篮球场，舞动的节拍响了起来。 安德鲁·洛克：尽管这是一部美轮美奂歌舞片，却有一种强劲的现实主义风格。您是如何达到两者的统一的？ 怀斯：这样，我认为一部分应该回溯到开幕的拍摄，其余的就是诸种设置的自然结果，其中有我们所做的，又有演员们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