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章：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北经济发展及对全国的贡献

2020年11月05日13:26 作者:王洪章

　　意见领袖丨东北亚经济研究院

　　东北经济的历史与新生（第二讲）

本文作者：王洪章（东北亚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　　

　　现在在谈东北振兴时，也要谈及东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中国经济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这个贡献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的重要基础。为什么东北能够做出这么大贡献？我们分析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4年，我国就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现代化的基础是要把中国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改造成以工业为主的国家，建成工业强国。而东北的工业规模、工业水平和能力具备对这个转换给予强力支持的基础。

　　其次，东北丰富的自然资源是这种转换的重要支撑，而且非其莫属。

　　最后，这是计划经济的需要。东北经济是我国计划经济的典型代表。西方国家在从农业国家过渡到工业国家的过程中，并不是和平实现的。马克思讲，文明创造了奇迹，文明也创造了野蛮，比如15世纪英国纺织业兴起时的“羊吃人”的纺织工业革命、美国著名的南北战争等。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的发展，即工业文明与农业资本之间争夺的路上，无不充斥着野蛮与血腥。因此，新中国工业化道路不能走工业蚕食农业的道路。这是因为：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伊始面临着四万万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新中国面临的生存问题；另一方面，在措施上，“户籍制度”和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农转非”可以将工业对农业的侵蚀降到最低。另外，作为成立之初的新中国，需要根据国家财力和工业发展的轻重缓急安排工业项目。所以就产生了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计划经济，而东北则是计划经济调配的重点。我国在接触西方工业文明百余年之后，才开始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而且是完全依靠自己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门类，成功地完成了全产业链条的国家工业化。东北对全国的贡献也奠定了共和国“长子”的地位。

　　在推动东北振兴战略中遇到的困难比较大，在遇到这些困难时，我们也需要回顾，70多年前东北在比现在不知困难多少倍的情况下，对全国做出的贡献。回顾东北曾经做出的贡献和经济上的辉煌，可以促使我们更加自觉地为东北振兴多做服务工作、多做支持工作，更加重视东北振兴和东北崛起，让东北再创辉煌。

　　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北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农业以及其他资源方面的重要基地，在建设初期，也曾经得益于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比如在东北的国家重点项目建设过程中上海曾经派遣了几万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和大学生。全国对东北的支援，东北对全国的支援，是双向的，东北也利用自己的工业基础和资源优势，支援全国的经济建设，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为全国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创造的价值也是巨大的。可以说，东北在支援全国经济建设过程中，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全国。

　　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北经济对全国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对GDP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不统计GDP，主要统计工农业总产值，后来才开始统计GDP。为了清楚起见，我们按照统计还原后的GDP来进行对比。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华东、华中地区以及西部的部分省市，比如上海、广东、重庆、江西、云南、贵州等地区，相对于东北而言，发展得稍微快一些。从GDP看，关内一些主要的经济区有一个短暂地高于东北的经济增长时期。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仅用了几年时间，东北经济就实现了腾飞。如表1-1所示，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1978年，东北的地区生产总值，一路高歌猛进，经济增长速度始终处于全国的前列。特别是1958年“二五”计划开始时，辽宁的地区生产总值曾一度成为全国的第一名。即使到1978年，辽宁的地区生产总值仍然高于广东，辽宁是249.2亿元，广东是183.1亿元。同期，黑龙江的经济发展也很快，并且比较长时期地占据全国的前十名。

　　综上，从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初期，东北的地区生产总值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在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上，东北三省，特别是辽宁一枝独秀。1978年，东北三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例是13.2%，高速增长的经济为全国的经济增长既做出了贡献，又做出了表率。

　　二、工农业增长的贡献

　　工业始终是东北最大的优势，特别是重工业，直到现在，东北仍然是全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1952年，东北三省的煤产量占全国的39%，其中：辽宁占19%，吉林占7%，黑龙江占13%；水泥产量占全国的52%，其中：辽宁占43%，黑龙江占9%；发电量占全国的48%，其中：辽宁占26%，吉林占17%，黑龙江占5%；钢产量占全国的81%，占有绝对优势，主要产自辽宁；化肥产量占全国的80%，主要也产自辽宁。

　　由于东北雄厚的基础，“一五”和“二五”期间，国家的重点工业建设项目，包括苏联援建的项目，很大一部分放在了东北。“一五”期间，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以及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有1/3放在了东北。从投资额来看，东北占44.3%，接近一半。以鞍钢为核心的钢铁基地建设、以大庆为核心的石油基地建设、以一汽为核心的汽车工业中心建设、以吉化为核心的石化基地建设、以沈阳机床厂为核心的机械制造基地建设等，解决了我国经济实现现代化的“瓶颈”性问题，由此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工业全产业链的发展才得以实现，从而使东北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要特征的产业特色，成为国家战略产业基地。

　　通过国家对东北的投入，又通过东北来支援全国，形成了我国经济业态的良性循环，真正最大程度地改变了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也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东北的能源、原材料以及机械设备，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全国其他区域，同时也形成了东北以工业基础为特色的很多重要的城市。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批12个直辖市，其中东北就有4个：鞍山、抚顺、沈阳和本溪。这些城市的工业建设对全国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三、资源输出的贡献

　　从资源上讲，东北是我国重要的重工业资源基地、重要的粮食资源基地、重要的木材资源基地，以及其他有色金属资源基地。

　　在资源方面，东北主要有三大类：

　　第一类是矿产资源。黑龙江和吉林各类矿产资源共有134种，占当时全国已经发现的234种各类矿产的57.2%。这些矿产资源中，拥有量排在全国首位的有10种，比如石油、煤炭、石墨、铁矿石、大理石、石灰岩和石英等。

　　第二类是木材资源。东北的木材资源丰富，如大小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从东北开往关内的火车主要运送两类物资：一是运木材，二是运石油。这两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支持当地的经济运行和发展。东北大小兴安岭丰富的森林资源保证了全国的木材供应。东北山区的森林面积约占全国的1/3，当时全国木材产量中的50%是从东北林区输送出去的，主要是红松、云杉、冷杉和桦树等东北特有木材品种。

　　第三类是钢铁和钢铁产品。“一五”到20世纪80年代末，辽宁为全国调出的生铁量是6 113万吨，铅、铝、锌、铜4种有色金属调出量是383万吨，水泥调出量是5 508万吨，钢材调出量是7 949万吨，纯碱调出量是1 178万吨。调出的钢材占辽宁全省产量的50%以上，纯碱占全省产量的2/3。

　　第四类是粮食。从粮食总产量来看，东北和我国其他产粮大区相比差不太多，但如果按人均量，东北的人均粮食产量是全国最高的，所以东北的粮食往关内调度较多，为全国的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按人均计算，1949—1957年，辽宁的人均粮食产量是300多斤，而吉林和黑龙江则要达到人均600斤左右，远高于其他省份和区域。因此，东北的粮食成为解决全国粮食问题的重要抓手。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和华东的粮价暴涨，为了平抑物价，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曾经在1952年1月专门电告当时的东北区政府和上海市政府，询问能不能从东北买一些粮食调运到上海，解决上海米价猛涨的问题。

　　东北在贡献资源的同时，也造成了东北经济的不可承受之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调出去的矿产资源，包括生铁、粮食、钢铁、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主要是计划调拨，价格非常低，直到现在，东北三省每年仍然有大量的平价工业品要调出，这是东北在价格方面做出的贡献；二是东北大型国有企业的利润大部分都上缴国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大型国有企业都设在东北，这些大型企业贡献了大量的利润，这些利润上缴中央之后，中央才有更多的钱在全国进行工业规划和建设，在全国平衡经济布局，支持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均衡发展。

　　东北三省上缴的税收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53—1988年，辽宁工业企业为国家提供的利税，相当于同期国家投资的4倍多。1953—1994年，辽宁共计上缴中央财政3 234亿元。1950—1952年，吉林的财政总收入7亿多元，向国家上缴了5亿多元，上缴比例达75%。 “一五”期间，黑龙江向国家上缴的利润高于国家给予的工业投资3倍多。1953—1987年的30多年间，黑龙江调出煤炭3亿多吨、木材2.69亿立方米、原油7.25亿吨、粮食6 475万吨、发电2 387万千瓦，同时还有大量的矿产、矿山设备、机床、钢材和车辆等工业制品，相当于上缴中央财政467.3亿元。东北三省对全国的价值贡献在当时是任何一个经济区域所不能比拟的。

　　四、人才的贡献

　　在改革开放前，东北以外地区工业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和技术工人很多都是东北向全国企业和建设基地输送的。据研究人员分析统计，东北向外输送的各类人才超过137万人，比如富拉尔基热电厂建成以后，先后为全国20多个高温高压电厂培训运行和管理人才，为国家输送了大批高温高压电厂的技术干部以及管理干部。

　　吉林化学公司是我国最早的化学基地。1950年到20世纪80年代，吉化为同类企业、大专院校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培养输送的人才有5.6万人。长春一汽抽出4 000多人支援湖北二汽建设，其中大学本科、专科毕业的干部900多人，还有老技术工人3 000多人。一汽在全国汽车工业建设过程中，累计向全国输送了1.8万名干部和技术骨干。

　　还有像四川的攀枝花钢铁公司基本上是东北的钢铁企业派出去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建设的。我在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工作的时候，有幸认识原来攀枝花钢铁公司的党委书记秦万祥同志，他就是东北人，20世纪60年代从东北来到攀枝花建设钢铁厂。类似这样的人员和干部有很多，一大批东北的技术人员舍弃当时东北优越的环境，背井离乡，支援全国建设。

　　五、企业文化建设的贡献

　　对企业文化建设的贡献包含两方面：一是企业管理制度方面，二是企业精神文化方面。

　　（一）企业管理制度

　　东北作为我国最早的老工业基地，也是当时的现代工业基地，在现代工业建设过程中掌握了科学的生产技术，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建立了科学的管理制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除了东北之外，上海、武汉、广东以及西南地区也有一些现代和民族工业，但经过战争，在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和管理制度方面要么是空白的，要么是荒废了。而东北的工业管理方法、技术和经验，有少量来自日本，还有一些来自苏联援建东北的一些项目。

　　新中国成立后，在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方面，东北的工业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自身先行创造和摸索了中国独特的国有大型企业的管理方法，形成了一系列大工业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这些制度和经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迅速在全国的重工业基地和工业企业生根、开花、结果，为我国工业管理奠定了重要基础。

　　20世纪50年代，东北作为全国工业建设的先行区域，有很多工业建设经验已经成为党和国家颁布工业管理和生产规章制度时参考的重要来源。比如1950年东北地区政府颁布了《基本建设暂行管理条例》，1951年3月中央财经委根据此条例，发布了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基本建设管理办法，即《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实现了基本建设方面的规范化和程序化。

　　在企业管理方面，东北也最先提出了以经济核算制和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各种管理办法和管理理念，并且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编制了工业计划大纲和年度国民经济计划。1951年10月，陈云同志曾经在政协的一次会议上要求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行经济核算制。此经济核算制依据的就是东北的大型国有企业创造出来的企业经营核算和价值管理方面的经验。

　　另外，对于如何管理现代大型企业，鞍钢在20世纪50年代创造了“鞍钢宪法”。“鞍钢宪法”是新中国成立后，十年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经验总结，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企业管理和技术革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由于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鞍钢宪法”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局限性。

　　鞍钢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国营钢铁企业，职工有10多万人。过去东北钢铁企业管理主要执行的是“马钢宪法”，即前苏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工厂在其经验总结基础上制定的关于钢铁企业的管理办法。当时鞍钢用的就是“马钢宪法”。《马钢宪法》的思想，即把它上升到国家法律的高度来实行大型钢铁企业的管理，主要内容是实行“专家治厂”、“技术挂帅”、“一长制”。这样就使处于解放初期建设新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力的创新精神以及结合中国实际管理大型国营企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不相吻合，存在差距。

　　所以，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一个管理方法不能无差别地照搬照抄，一定要实事求是，结合实际。而且，外来引进的管理制度也容易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不能绝对化。鞍钢在20世纪50年代，结合自身企业管理的实际需要，制定了“鞍钢宪法”。“鞍钢宪法”的核心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群众，实行三结合。1960年3月，毛泽东同志看到“鞍钢宪法”时，给予了很高评价，专门做了批示，并且把它作为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基本原则。

　　从实事求是的角度讲，“鞍钢宪法”充分肯定了当时整个大型国营企业创造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新管理经验，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领导工业企业的指导方针。“鞍钢宪法”最主要的是体现了群众的作用、人文的理念，形成了老工业基地中具有国营企业特色的一种企业文化模式。后来在全国推广了“鞍钢宪法”，大型国营企业普遍加强了企业管理，提高了生产能力，同时也提高了经营效率，形成了一个落实“鞍钢宪法”、促进企业管理、加快企业发展的时代。

　　现在从一些史料上可以看到，在了解了“鞍钢宪法”的内涵之后，日本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也感觉到“鞍钢宪法”在企业治理方面的价值与它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在其企业管理中也注入了“鞍钢宪法”的一些元素。

　　（二）企业精神文化

　　东北对于企业文化精神方面的贡献，是创造和输出了现代企业文明和企业文化，这种企业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企业文明和企业文化是企业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企业改革创新的精神支柱。东北在当时作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集聚了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产业工人，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应该说它代表了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也代表了中华民族致力于摆脱“一穷二白”面貌的民族精神。比如著名的大庆“铁人”——王进喜，他那种“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拼命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王进喜的铁人精神成为当时产业工人的代表形象，与大庆精神同时成为我国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而王进喜也成为当时现代工人的楷模，鼓舞和鞭策了一代人。铁人精神也是大庆精神的典型化、人格化，是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还有20世纪50年代的北大荒精神。当时我国有10万官兵转业到东北的三江平原，在荒原上发起了“向地球开战、向荒原要粮”的伟大壮举。他们头顶蓝天、脚踏荒原，建起了一大批基地化的农场，几十年如一日，硬是在荒漠的土地上建成了国家重要的粮食基地。北大荒垦区的开发建设史，也是我们共和国现代农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当时很多先进的农业技术、农业机械化在北大荒最先实现，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北大荒也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即“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东北对全国的贡献不仅是巨大的，也是无私的，绝不是可有可无的。2020年春节前后，全国人民支援武汉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东北也显示了一以贯之的奉献精神和“长子”情怀。尽管东北经济发展速度不如从前，经济上不宽裕，医疗资源也不甚丰富，但是在党中央提出支援武汉抗击疫情的号召下，东北仍然诠释着“医者仁心”“救死扶伤”的大爱精神，特别是东北的国有公立医院的体制和机制，又使这种精神和效率得到了充分体现。

　　2020年2月9日，全国支援武汉以后，辽宁1 000多名医务人员分两批迅速接管了雷神山医院，当时整个东北支援湖北的医护人员达2 340人，而且最早到位。按最初到位湖北的全国10 000多名医护人员计算，东北以不到全国8%的人口，贡献了将近20%的医疗力量。2020年1月26日，在武汉封城第四天，沈阳就准备了130多吨大白菜，运往武汉。这种蔬菜在东北和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是东北人准备自己过冬吃的，是东北的看家菜，都用来支援武汉，抗击疫情。

　　东北在历史上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重要的工业基础、管理基础和精神基础，因而能够在此基础上，加快改革开放、参与全球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