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

　　【中国的高增长究竟来自于哪里？——奇迹解释之一】周天勇：现有经济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困惑

　　【中国的高增长究竟来自于哪里？——奇迹解释之二】周天勇：大力度改革开放推动全要素生产率高速增长

　　【中国的高增长究竟来自于哪里？——奇迹解释之三】周天勇：全要素生产率：3/4源自改革，创新只占1/4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中国的高增长究竟来自于哪里？——奇迹解释之四

　　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下同）。改革开放前，城乡劳动者出工不出力现象普遍，经济产出投入大，浪费严重和消耗高，工农业生产质量水平低和净产出少。1978年以后，一是承认物质利益。个人和家庭有自己的利益，破除了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重申按劳分配，激励多劳多得。二是发展市场竞争主体。允许、培育和发展个体工、私营企业和工商户，引进外资企业，改制中小型国有和集体企业，不同所有制经济体共同发展。三是产品产销市场化。一些计划生产、统购统销、行政定价的产品，先是实行产销和价格双轨制，逐步扩大市场调节和定价的比例。比如农村因其农产品市场化而土地和劳动也也得到了市场化的地租和收入。四是要素配置市场化。如农村劳动力可以流动到城市和工业中配置，还如城市中企业的劳动力可以双向选择，约定工作，进市场化进退；资金由银行及民间借贷、资本市场等供给和配置。要素的使用效率大幅度提高。

　　笔者最乐观估计，这一时期中国广义技术进步TFP年均增长率1%。以亚洲生产率计算中国TFP增长数据减去估计的1%广义技术进步TFP增长得出要素市场改革获得的TFP增长。数据来源：亚洲生产率组织（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网站数据。

　　因此，生产要素利用率提高获得的 TFP，主要来源于分配体制的改善、国家与企业关系的理顺、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多元、经营体制机制的灵活、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等方面，释放被扭曲体制禁锢的要素生产力。 

　　（一） 联产承包：给自己所得提高的劳动生产率

　　家庭劳动和土地使用权到户，劳动力与土地要素组合的利用效率提高了。生产队集体劳动时，分配吃大锅饭，劳动者出工不出力；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后，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劳动力和土地要素投入数量没有或者增加相对较少的情况下，产出水平却大幅度提高。1977—1985 年，粮食播种面积从 120400 万亩减少到 108845 万亩，粮食产量却从 28272万吨增加到 37911 万吨，即播种面积减少 9.60%，产量却增加 34.09%。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和部分农产品由统购统销向市场化销售改革后，农民利益导向自主选择扩大种植经济价值高的农产品的土地面积，但是产出增长远超出种植面积的增长，如表 2 所示。说明一定土地面积上的劳动效率也比改革前大幅度提高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计算，1978—1985 年，农业总产出增长 124.29%；投入部分中，农业耕地和园地增长-1.44%，有效灌溉总面积增长-1.14%，农业从业劳动力增长 5.21%，化肥施用量增长 63.47%，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长 56.31%。然而，剔除价格因素，农业从业劳动力人均收入增长高达 904.42%。这样，土地投入负增长应该影响该要素投入的农业增加值减少；农业劳动力每增长 1.00%，增加值增长 0.50%，劳动力投入贡献的农业增加值增长也就2.60%左右；由于农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增长的贡献率权重估计为 15%左右。除去这些增长因素，可以看出，农业净产出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时期，相当大的比重来自农业 TFP 的提高。当时农业装备、育种等方面的技术进步有限，农业技术进步 TFP 大量地来自化肥施用；农业经济体制改革 TFP 的比率大于农业技术进步 TFP 的比率，主要来自单位种植面积工作效率的提高。从农民净收入是改革前 9 倍的数据看，除了部分农业技术进步所得外，农民主要获得的是劳动和地租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入。 

　　（二） 绩效分配·放权让利·国有和集体企业所有制改革

　　尊重不同经济主体利益、放权让利、重回按劳分配、推进城乡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体制机制改革，在广义技术进步不显著、要素投入数量不变或增长不多的情况下，要素利用效率却大幅度提高，对经济增长贡献也以经济体制改革 TFP 的形式体现出来。从城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经及乡镇集体企业职工分配体制看，改革开放前不讲劳动者利益，低工资、多就业、平均分配，职工出工不出力，一个人的工作需要几个人做，使得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不少，产出水平较低。这既不是技术进步不足的问题，也不是要素投入不足的结果，而是由于干多 干少都一样的机制下，职工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固定收入的动机和行为造成的。1978 年开始，实施了从强调工作无私奉献和吃大锅饭，向承认个人和企业利益观念的转变，从平均分配到绩效工资奖金体制的改革，调动了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在劳动力和资本数量既定甚至减少的情况下，分不同行业，产量增加从 15%—40%。 

　　从企业经营体制机制看，企业是国家的车间，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怎么分配，资金收支和产供销，都由国家管理。企业没有多生产、技术进步和提高质量的活力和动力。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由于产权不清和机制不活，国有大企业机制不活、债务很重、冗员过多、效益不佳；国有中小企业亏损面大，亏损额惊人；曾经机制灵活的乡镇企业也出现了体制复归、机制僵化和产权纠纷等问题。实践说明，各类企业改革无法一劳永逸，而是一个长期不断体制转轨的过程。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和内容为：对于国有企业，不论大中小，普遍地进行了放权让利和企业资产经营经济责任制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更是如此；理顺政企关系，撤销部委行业内企业直接管理体制，成立了国资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公司制改革，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还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有的上市成为公众股份公司；对于高负债的资本结构，进行了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债务重组；对于企业办社会，进行了企业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剥离。从整体看，对国有经济结构进行了抓大放小、整合集中、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改革的结果，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和进入 90 年代，国有中小企业负债越来越高、亏损越来越严重、净资产部分不断缩水、效率日益低下；乡镇集体企业也遇到体制机制回归老化和效率边际递减等问题。成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经济增长率放缓，特别是 TFP 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对国有中小企业又推行了资产经营承包经济责任制等多种形式改革，后来又深化了城乡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股份制、拍卖和租赁等多种方式改革。诸城市的实践证明，企业体制机制改革，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企业投入的产出效率 。

　　全国各地特别是江浙，与城镇国有中小型企业改革一样，对乡镇企业也进一步明晰产权，推进更深入的股份合作、股份制和其他形式的改革 。如 1994—1998 年，浙江省 61 264 家乡镇、村办集体企业，完成改制的有 56 363 家，改制面达到 92%。2000 年，全省乡镇企业改制全部完成。由此可见，浙江省的乡镇集体企业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效。在各类企业体制不断改革的过程中，计划经济管理逐步松动，供销和价格方面实行了双轨制，企业可以向计划外市场生产和销售一部分产品，直到产品产供销基本市场化，并且逐步形成了企业多收、经营者和职工也多得的利益机制。企业作为生产要素的组合者，体制的逐步理顺和经营机制的改善，提高了要素的使用效率，在投入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 20 世纪后 20 年的产出。

　　前面已述，2001—2010 年、包括 2012—2015 年，中国加入 WTO 融入经济全球化，使得农业剩余和低效率的劳动力更多地转移配置到高效的城市和制造业中，跨国公司的大量涌入也使生产制造资本要素集中化和规模化，提高了资本的生产效率。因此，也在投入要素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产出。 

　　（三）乡镇企业对户籍管制和土地禁止交易扭曲的纠正

　　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对土地非市场化配置扭曲的纠正，在余值加劳动力和资本两要素投入结构的增长模型核算中，地租产出也被包含在了 TFP 之中。受当时户籍和粮食供应控制，劳动力流动受到限制。但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配置，得到了利用。并且与城镇国有企业不同的是，改革开放后兴起的乡镇企业，产品市场化销售，劳动力能进能出，按劳动结果分配。1978—2002 年，乡镇企业创造的增加值从 208.32亿元增加到32385.80 亿元，占 GDP 比重从 5.66%提高到 26.61%。从核算来看，25 年间，劳动和资本产出（折旧加利润）比分别为 29.10%和 40.08%，影子价格的地租部分估算为21.48%，而TFP增长率为 9.33%。

　　实际上，从国家统计局对全国 GDP 投入产出核算的基础看，因为土地不能通过交易配置，不能市场定价，也不可能与厂房机械合并进入固定资产。而农民集体或者个人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通过在土地上建设运营乡镇企业，纠正土地禁止交易的体制扭曲，通过产品市场化，实际上得到了土地的产出——地租。加上过去乡镇企业会计资料不完善、利润所得尽可能少报、分配不记入会计明账等现象较为普遍，因而相当一部分土地的产出作为一种核算的残差。就国民经济运行的核算方面看，从分配法上进入了农民和集体的项下，从支出法上变成了他们的消费、储蓄和投资，而从生产法上实际最后隐含在了 TFP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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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经济增长：要素市场化效率与土地和住宅资产化溢值——基于二元体制改革视角对中国增长奇迹的一种解释”，《财经问题研究》2021年3月9日首发于中国知网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