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功授爵，一场虚幻的“平等”春梦 | 刘三解
《汉书·贾邹枚路传》中记载了一段路温舒在汉宣帝初年的上疏：
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
翻译过来，就是秦朝的世风与士风，以武勇为上，以治狱法吏为贵。
这个认识，在很多人看来，属于不需要讨论的常识，但是，常识究竟从何时而起？
以商鞅变法为界，秦以法治国，可以视为“贵治狱之吏”之始，没有疑问，那么，“好武勇”是否是商鞅变法的结果，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不是军功授爵制度的后果？
这个问题，是三解对秦汉军功授爵制度的思考的缘起，却并非终点，事实上，当我们对照史料细节，就会发现我们很多常识都是“错”的。
一
第一个问题，简单总结，就是“秦人尚武”与“军功授爵制”的关系。
《大秦帝国》这本小说，带火了一首诗，《诗经·秦风·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其实也不用细讲其中的含义，通俗地说，就是国家要打仗了，弟兄们跟我一起上啊！
这种对于战争跃跃欲试的情绪，对于今天深受义务教育阶段“集体主义”熏陶的年轻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进而对秦人的精神状态有了一种移情的想象。
只看这种情绪，“尚武”二字绝对是实至名归的，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首诗产生的时代，应为秦穆公之前，以其去世为界限，距离商鞅变法应有365年。
对于这位西方霸主，一直被视为“大秦”对立面的孔子，有一段非常有趣的评价，见《史记·孔子世家》：
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
“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不用翻译也能理解这句赞誉吧？
对于“尚武”的秦国，孔子非但不反对、批评，反而盛赞其为政足以王天下，做霸主其实是小了。
再看《左传·成公十三年》的记载：
刘子（周天子大臣刘康公）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祀即祭祀，戎即军事，周室的大臣抱持这样的观念，正是周朝长久以来的政治传统，而《论语·颜渊》中也记录了孔子的理念：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让粮食充足，让军备充分，让民众信赖，方才足以立国， 可见，孔子并不反对“尚武”，但更关心百姓的福祉，究其根本，在于孔子认可的“中正”政治，就是周朝的政治传统，而周朝的制度体系实质上就是军政合一的军事贵族统治，而这种统治，不可避免的是一种“尚武政治”。
问题是，这是周制天下诸侯国的共性， 不是秦国一家的特性，在这些执政贵族自上而下都是封建职业武士的制度下， 又有哪家不是“军国主义”呢？
显而易见，秦人“尚武”传统并非始自商鞅变法，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因果关系。
甚至可以说，“尚武”的传统本身就是周朝军事贵族分封制的传统遗留，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只是造了一个“电冰箱”，延长了它的“保质期”。
有趣的是，在不少人的认知视野中，秦的一统天下，反而是“先进战胜落后”的过程，先进的证据就是“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授田制”代替“井田制”、“军功贵族”代替“血统贵族”，进而想象秦国是“庶民的胜利”，以及“秦律面前人人平等”。
问题是这些死记硬背的名词解释真的代表历史真实吗？
还是回顾下《商君书·境内篇》关于军功授爵制的原文：
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
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
故爵上造，就为簪袅；就为不更。
故爵为大夫。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为国治，就为大夫。
故爵大夫，就为公大夫；就为公乘；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
故爵五大夫；皆有赐邑三百家，有赐税三百家。
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
大将、御、参皆赐爵三级。
故客卿相，论盈，就正卿，就为大庶长。
故大庶长就为左更；故四更也，就为大良造。
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
加粗的一句非常重要，意思是原本为“大夫”爵位的，战功“盈论”，可以晋爵为公大夫、公乘、五大夫，而这三个爵位，都有税邑可食，也就是受封300家人的租税。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与很多“秦粉”的莫名其妙的古文翻译不同，这段话中完全没有说“不更”可以升为“大夫”，也没有说“五大夫”可以升为“卿”。
参照汉初《二年律令》的分类法，公士、上造、簪袅、不更这四等是“士爵”，也就是普通百姓可以用一颗砍首级升一级的上限。
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这四级，则是“大夫爵”，这就已经不是平民砍脑袋可以得到的爵位了，获得的方式，商鞅也给安排好了，就是“爵吏而为县尉”、“爵大夫而为国治，就为大夫”。
这里最难解释的就是故爵“大夫”，为什么还“就为大夫”？
这前一个“故爵大夫”是第四等“大夫”爵，后一个“就为大夫”则是“（国）大夫”职位，他们的爵位升迁标准，属于“集体奖”，见《商君书·境内篇》：
五十人一屯长，百人一将。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
以战故，暴首三，乃校，三日，将军以不疑致士、大夫劳爵。其县四尉，訾由丞尉。
《商君书·境内》中关于军功授爵的记载，绝对可以评价为乱七八糟，唯有结合出土的秦汉简牍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逻辑。
简单梳理一下，就是战后要检验首级，将军权限范围内的授爵，只有“士爵”四等和“大夫爵”四等，士爵的获得途径很简单，斩一首级赏爵一级，授田1顷，宅地9亩，除庶子1人，可以担任对应的官职和军职。
一旦到了屯长、百将的军职，就不允许个人斩首了，而要以团队斩首33个以上才算达标，授爵一级，也就是说，指标改成了“团队奖”，这个屯长和百将，三解之前在《一个流传2000年的谎言：从陈胜的出身看秦朝灭亡的真正原因》中考证过，屯长应该对应“不更”爵。
也就是说，这段补充信息给出了“不更”爵升迁“大夫”爵的途径， 即担任百将、屯长率领本部斩首“盈论”，这个途径的难度，远远高于“士爵”的获得。
二
如果按照商鞅变法时代的制度，带兵500人的“五百主”下辖短兵50人，带兵1000人的“二五百主”下辖短兵100人，按比例放大，“将”的短兵为4000人，则其带兵总数应为40000人。
40000人的军队，百将400人，屯长800人，野战斩首2000“盈论”，普通士兵的斩首封爵概率是5%，屯长的“盈论”封爵概率是7.5%；攻城斩首8000“盈论”，普通士兵的斩首封爵概率是20%，屯长的“盈论”封爵概率30.3%。
看似不少，但必须考虑“屯长”的担任，从最低的“卒”升爵，需要4个斩首，这个概率可就压缩到极小了，再考虑到秦国的战争频率和人口轮流动员的轮次，这个概率就更低了。
秦惠文王时代，27年间开战11次，前13年打了4仗，只有宜阳一仗规模较大，后14年打了7仗，其中有2次斩首8万的大战，还有1次阻击五国伐秦。
秦武王时代，4年间开战1次，斩首6万。
秦昭王时代，54年间有战争的年份为33年，有的年份同时进行3场战争，其中有斩首数量记录的就达到6次，总数近100万。
看似无比残酷，实际上，《史记》中没有斩首记录的战争，往往意味着规模局限于城邑争夺，甚至都达不到完整的县的层级，其动员规模往往就是一郡或几郡之地，真正的达到斩首数万、几十万的全面动员战争，上述的85年间，总共只有9次。
所以，哪怕在秦统一之前，有记录的斩首数就达到了181万，可战国时代的人口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大幅锐减，恰恰相反，几百年的战乱之间，各国的人口反而稳步增长，到秦始皇统一前，达到了4000万左右，而从陈胜吴广起事到刘邦建立汉朝，短短7年间，人口减少到了1500万—1800万，损失了55%—62.5%。（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
巨大的人口基数，也就意味着人力资源的充沛，单个“卒”被征发参战的几率并不是100%，而是以轮次降低，参战之后，获得首级的几率就更低了，所以在秦军中收拾自己人的现象屡见不鲜，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中就记录了俩案子：
夺首 军戏某爰书：某里士五（伍）甲缚诣男子丙，及斩首一，男子丁与偕。甲告曰：“甲，尉某私吏，与战刑（邢）丘城。今日见丙戏旞，直以剑伐痍丁，夺此首，而捕来诣。”诊首，已诊丁，亦诊其痍状。
□□ □□某爰书：某里士五（伍）甲、公士郑才（在）某里曰丙共诣斩首一，各告曰：“甲、丙战刑（邢）丘城，此甲、丙得首（也），甲、丙相与争，来诣之。”诊首□发，其右角痏一所，袤五寸，深到骨，类剑；其头所不齐然。以书讂首曰：“有失伍及（迟）不来者，遣来识戏次。”
前一个案例是甲在军营附近看到丙拿剑砍丁，要抢夺丁获得的首级，就见义勇为捕获了丙，送过来治罪。
后一个案例是甲、丙二人参战，两人得到一个首级，互相争夺，就来求官裁断，没想到验首级之后，发现受的是剑伤，不是战场上矛、戈之类长兵的战伤，怀疑是谋杀的自己人，于是通告要各部队统计失踪人员，来辨认头颅。
可见，斩首拜爵的“伟大制度”连春秋时代秦国“与子同袍”的优良传统都给折腾没了。
不过，如果说“士爵”是个人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阶梯，“大夫爵”是需要逆天运气加持的“彩票”，那么，“卿爵”就是无法逾越的鸿沟。
上面的引文显示出，五大夫是非常特殊的爵级，作为“大夫”爵的顶级，它的“盈论”奖励只是增加税邑户数和允许“受客”，至于五大夫跨越到左庶长的方法，《商君书·境内篇》根本没说！
万幸的是，在《史记·蒙恬列传》中，特别露骨地介绍了“卿”如何诞生：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
他的家世是什么呢？
恬大父蒙骜，自齐事秦昭王，官至上卿。始皇七年，蒙骜卒。骜子曰武，武子曰恬。
过往，我们总是用成功学的视角看这段记载，解释为“将门出将”，从制度史角度思考，却应该是“卿门出卿”，因为蒙恬之前的职业经历并非“行伍”，而是“恬尝书狱典文学”，也就是一个熟悉律令的书生刀笔吏。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樗里子：
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将而伐曲沃，尽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
秦惠文王三年，秦王行冠礼，樗里子是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年龄自然比他小，秦惠文王八年时受封“右更”，相差五年，应该也是樗里子刚刚行冠礼后，即封爵出征，哪怕没卡这么紧，也就是个二十郎当岁的小青年。
注意，此时秦惠文王还没有称王，“君”已经是最高爵位，右更仅次于封君和大良造，已经属于显爵，而这，还是《韩非子·定法》所说的“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也就是说，严格遵循商君旧法的军功授爵制，“公子”的起家爵位也是“顶配”。
再看外戚权贵魏冉，《史记·穰侯列传》记载：
自惠王、武王时任职用事。武王卒，诸弟争立，唯魏冉力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为将军，卫咸阳。
能够影响诸公子争位的结果，魏冉在秦武王时代的权势并不小，可不是什么底层小人物，直接接任将军，实际上也是掌握军权，必然是卿位。
最后看名将白起，《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
郿人，自是秦人，而非客卿，作为善用兵者，白起这样的人，如果真的是秦军中行伍出身，前半生的轶事传闻绝不会少，然而，《史记》中的记载直接从昭王十三年开始，并明言白起为左庶长，说明，他可能和樗里子一样，都是青年领军，起家即为方面之将。
但是，在《史记·秦本纪》中，白起发动新城之战的职位变成了左更，然后以左更的身份指挥了伊阙之战，若白起本传记载更准确，则新城之战，白起实为奉命攻韩宜阳的向寿的部下。
而左庶长（白起、王龁）和左更的区别，与客卿（胡阳、错）和左更、中更的区别略同，正是偏裨之将与方面大将的区别，这种分化，最直接的原因，应该就是秦国扩张后人口和军事实力的快速膨胀。
在商鞅变法时代，军队的最大编制，也就是40000人，再在上面以“庶长”为“大将”统帅多支部队，规模也就是10万人上下。
可到了白起攻韩魏的伊阙之战、攻赵的长平之战，仅看斩首的数量即知秦军总数已经奔着50万以上去了，其部队的编制结构，自然要在秦孝公、秦惠文王时代军队架构的上方叠加更大的编制。
但是非常明显的是，诸多秦国名将的起家爵位都是左庶长、客卿。
归根结底一句话，仅就已知的记载来看，从小兵到封君的神话，根本就不存在。
三
哪怕是变法者本人，也并没有执行“秦粉”们认为最进步的郡县制，见《史记·秦本纪》：
（秦孝公）二十二年，卫鞅击魏，虏魏公子卬。封鞅为列侯，号商君。
《史记·商君列传》中写得更详细：
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商鞅死后，封国被夺，但是其法未废，按照《韩非子·定法》的说法就是：
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
在商鞅变法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秦未称王，大良造之上即为“封君”，比如白起就由大良造而被封为武安君。
如果说，白起这样的名将还是因军功受封，属于“军功授爵”的范畴，那么，以下的一群封君，就实在套不上了：
（秦惠文王二十二年或秦惠文王后元年十月）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史记·张仪列传》）
惠王后十一年，公子通封于蜀。（《史记·秦本纪》）
秦封范雎以应，号为应侯。当是时，秦昭王四十一年也。（《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昭王十六年，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邓，魏冉陶，为诸侯。（《史记·秦本纪》）
这四条记载中的一群封君，没有一个是军功封爵，“蜀王”属于被贬的降人封侯；之后，秦惠文王封了儿子公子通接任蜀侯，这是典型的血统分封；范雎为秦相，他的封侯，按照《韩非子·定法》中说的是“应侯攻韩八年，成其汝南之封”，问题是他根本不是统兵大将，而只是决策者；至于公子市、公子悝、魏冉三个，全都是秦国的亲贵，两个公子，一个外戚，不但分封，而且还立国为诸侯。
这之中，有明确记载被收回封地的就是魏冉死后，秦国收回了陶郡，以及蜀侯被废为蜀郡，范雎的下场也不是很好，封地应该也丢了。
还有一群不确定的封地位置的封君，如武信君、泾阳君、高陵君、华阳君、阳泉君、安国君、刚成君、长安君等等，这群人也以秦国的贵戚为主，肯定算不上“军功授爵”。
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秦国的变革，并不是“郡县制”代替“分封制”，而是在承认“血统爵”存在的前提下，进行调整，事实上，史书中，完全看不到商鞅“废除旧制度”的迹象，只能看到通过参加战争获取战功而做“加法”。
其实在《史记·商君列传》的表述中，我们也能看到端倪：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宗室没有军功不得入属籍，也就意味着以前没有“爵秩”的秦国公室子弟不能直接获得“爵秩”，那么以前已有的“历史遗留”分封贵族呢？
“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已经点名了， 有功者自然更加显荣，无功者“虽富”，封地财产仍旧得到尊重，否则也就富不起来了，但是却不能享受到更大的荣耀。
如果说这些“封君”、“诸侯”还不足以打碎人们对于军功授爵制的错误想象，那么，陕西户县出土的《秦宗邑瓦书》展示的“封爵分封”绝对算是刨到根儿了：
四年，周天子使卿大夫辰来致文武之酢（胙），冬十壹月辛酉，大良造庶长游出命曰：取杜才（在）之酆邱到于潏水，以为右庶长歜宗邑，乃为瓦书。卑司御，不更顝封之，曰子子孙孙以为宗邑。自桑□（埻）之封以东，北到桑匽（堰）之封，一里廿辑。大田佐敖童曰未，史曰初。卜□（蛰），史□（羁）手，司御心，志是霾（埋）封。
这里的四年记载很清晰，是秦惠文王四年，周显王派名叫“辰”的卿大夫把祭祀周文王、武王的胙肉赐给秦惠文王，显示了秦国势力的强大。
当年冬十一月辛酉日，官职为大良造、兼任庶长的执政（秦未置相，据张仪戈铭文，此处庶长应非爵位）名为“游”代言秦君之命。
具体内容是分封土地，建立右庶长“歜”（陈直先生考证此人应为秦昭王时为相的寿烛，烛字繁体为“燭”）的宗邑，也就是世袭封地，位置在酆邱至潏水之间。
在山水范围之外，又特别指出了位置，即“桑□（埻）之封以东，北到桑匽（堰）之封”，“封”其实就是封地的田界，在西周晚期的夨人盘（又称散氏盘）的铭文中，就是以树、河、道路等物为基础标志，然后再立“封”以为田界，在金文里还有“疆”（埒）也是田界的意思。
这里的“桑□（埻）”、“桑匽”，具体所指今天已经难以复原，不过为地名并无异议，而且和当地种植桑树有关，他们和酆邱、潏水共同构成四面的坐标点。
相对而言，“一里廿辑”的解释分歧就很大了，有观点认为是一里二十五家之外另加二十家，总共四十五家人；另一种意见认为是长度单位，也就是一里地外加“二十辑”，不过“辑”的说法就多了，通“聚”也就是村落；通“雉”（城墙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通“楫”，也就是一里内种树二十处。
至于其他的，则是公文格式的相关官吏的署名，不算重点，重点是这份瓦书体现了“分封制”并没有随着商鞅变法而消失，而“瓦书”展示的细节表明，秦国对“右庶长”这种军功爵的分封并非“只食租税”的虚封，而是传之子孙的“裂土实封”。
秦国军功授爵制下的“右庶长”仍受封“宗邑”，而非《二年律令》中规定的“右庶长”授田76顷以及“减等继承”，说明哪怕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旧血统贵族的土地产权，除非犯法夺爵，否则在法理层面仍是长期稳定的。
事实上，秦国不仅“右庶长”有“宗邑”，也就是“封邑”，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中记载的司法案例表明，五大夫爵一样有自己的“封邑”：
某里五大夫乙家吏。丙，乙妾殴（也）。
这个案子本身不需细说，重点是其间的角色，五大夫是爵位，甲是五大夫乙的“家吏”，按照《史记索隐》的注释，“列侯称‘家’也”，《汉书·公卿百官表》则说，“列侯所食县为侯国”，其家臣也称“家吏”，这就说明，“家吏”不是谁家都能有的，起码你家里得有个“封国”或“封邑”才行。
这两条出土材料，完全印证了《商君书·境内篇》的记载，即“就为公大夫；就为公乘；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
在《汉书·高帝纪》中的“高帝五年诏”中刘邦也说：
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
“七大夫”即“公大夫”，在秦朝公大夫、公乘以上爵位都属于高爵，可以和县令、县丞分庭抗礼，所以，刘邦也让自己的公大夫以上爵“食邑”。
也就是说，刘邦的封爵待遇延续了商鞅旧制。
如果说，事实上的“食邑分封制”自第七等“公大夫爵”以上全部施行，那么，所谓的郡县制征服分封制又从何谈起？
事实上，商鞅所创制的军功授爵制，根本不足以撼动秦国的“分封制”土地占有形态，那么，它最大的价值，实际上一场对世卿世禄的“赎买”，是对关东六国早就启动的“由爵本位到官本位”的历史进程的复制。
四
必须指出的是，这场“赎买”并不是一蹴而就。
对照《商君书·境内篇》中的军功爵制与《二年律令》中的爵名就会发现明显的区别：
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大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四更之缺名者）、大良造。（《商君书》）
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 （《二年律令》）
考察上面的整个变化，“士爵”四级没有变化，“大夫爵”增加了一级——官大夫，“卿爵”增加了二级——少上造、驷车庶长，变更了二级——大上造（大良造）、大庶长（十一级变十八级）。
这种变化的实质上是位阶体系的变革，即在某个等级“之上”增加新的等级，增加得越多，越说明这个在这个等级上等候晋升的候选人越多，而按旧例晋升，将会产生超越管理者成本底线的变化，进而冲击整个体系的稳定。
具体来说，第五等“大夫”爵，也就是《商君书·境内》中说的“爵大夫而为国治，就为大夫”，“大夫”，在商鞅变法后，既是爵名，也是官名，“为国治”，也就是“国大夫”，由此分化为“大夫”和“国大夫”两个爵名，“国”在秦始皇统一后更名为“县官”，或于此后更名为“官大夫”。
变法前后，秦国地峡民寡，整个疆域实际上自西向东的狭长条形，商鞅“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所以根本没有设郡的必要，直接以国尉、内史来统辖县级单位即可。
这也就意味着，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多达近百的郡级二千石（郡守、郡尉）根本不存在，而统一后数量近千的县级区划，在这个时候只有31个，也就是说，秦汉官职体系中规模最大的六百石到二千石之间的地方官“中间层”是没有的。
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前，与中原各国的卿、大夫治政一样，采取庶长、大夫治政，基层区划则是乡、邑、聚，乡和邑，都可能有“大夫”分封治理（此时大夫为封爵，世袭）或被秦国国君任命管理（此时大夫为职务，不世袭），在朝廷之上，也有“大夫”身份的朝官，比如“上大夫”、“下大夫”。
在设县之后，以令、丞、尉治政，各色“大夫”没有业务可干，必然要打包下野，转为“爵位”，参考“故爵为大夫。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为国治，就为大夫”的说法，实际上第五等“大夫”爵是作为县尉和国治（国大夫）的人才储备，或者说“候选人”。
而“候选人”是没有封邑的，只有立了军功之后，才能升爵至“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即享受封邑待遇的“大夫爵”。
换句话说，商鞅在改革之后，给原有的中层干部“留了出路”。
左、右庶长仅在“大夫”等级之上，结合《商君书·境内篇》的记载，实际上是“卿爵”的门槛，所谓“故客卿相，论盈，就正卿，就为大庶长”，等于是在世袭卿爵之外，最大规模，也是最重要的卿爵人才输入渠道，甚至可以说，靠着高官显爵吸引来的客卿正是秦国霸业的基石：
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史记·张仪列传》）
魏厓谢病免相，以客卿寿烛为相。（《史记·穰侯列传》）
乃拜范雎为客卿，谋兵事。（《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秦昭王召见，与语，大说之，拜为客卿。……蔡泽相秦数月，人或恶之，惧诛，乃谢病归相印，号为纲成君。（《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三十三年，客卿胡阳攻魏卷、蔡阳、长社，取之。三十八年，中更胡阳攻赵阏与，不能取。（《史记·秦本纪》）
三十六年，客卿灶攻齐，取刚、寿，予穰侯。（《史记·秦本纪》）
明年，起与客卿错攻垣城，拔之。（《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十六年，左更错取轵及邓。（《史记·秦本纪》）
秦王拜斯为客卿。（《史记·李斯列传》）
张仪，由客卿而为相；寿烛由客卿而为相；范雎由客卿而为相；蔡泽由客卿而为相；李斯由客卿而为廷尉，这是以职务变化论。
胡阳由客卿而升爵中更；错由客卿而升爵左更。
另有寿烛或为“秦宗邑瓦书”中的“右庶长”，蔡泽免相后仍号“纲成君”，说明皆有封邑。
也就是说，“客卿”应该是列国游士入秦后一个等待任用的“坎儿”，立功后转为“正卿（左、右庶长、大庶长、四更），这也符合秦国旧官制以“庶长”等同于关东列国的“卿士”执政的传统，再给予对应级别的封邑，如左更错、中更胡阳。
其中的佼佼者会在拜相主掌国柄后，获得更高等级的封邑，比如张仪，“秦惠王封仪五邑，号曰武信君”，功劳特别大的，才会封侯，如范雎封应侯。
卿爵中更尊崇的“四更”，应结合《汉书·公卿百官表》记载考虑：
前后左右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绶。
事实上，无论秦汉，有记载的爵名只有“左更、中更、右更”三个，“四更”就实在让人不明所以了，正好有这四个“位上卿”，且在庶长之上的爵名，应有一定的关联。
至于“四更”之上的“大良造”，在商鞅变法后一直到秦国置相，属于事实上的“执政官”，之后才变成了爵名，一直到秦昭王时，白起还曾任大良造，说明此时爵制还没有进化到“少上造”、“大上造”的时代，这个进程应该要到秦始皇一统天下前后才完成。
大良造分化为“少上造”和“大上造”，大庶长升级后分化为“驷车庶长”、“大庶长”，实质上扩大了自“世袭起家卿爵”到最高级“列侯”之间的级差。
之所以如此，根源在于秦国、秦朝爵位系统的制度安排的“最大受力点”并不在底层，而在上层，频繁的战争以及秦朝的“高胜率”，让将军们很容易获得新爵位，这个难度，远比普通百姓通过斩首封爵小得多。
毕竟《商君书·境内篇》里写到一场集体“盈论”的战争，“大将、御、参皆赐爵三级”，虽然像白起、王翦这样的名将，从“左庶长”起家，赢个3仗也就够封侯了，但是秦昭襄王时代之后的战争，仍是以小仗为主，这套体系对于普通的将军而言还是很有价值的。
更重要的是，新增爵级，本质上就是压低旧的“世袭爵位”，商鞅变法之前的旧贵族，最高的爵位也只能是左、右庶长，因为更高级的爵位在之前还不存在，保留他们的封爵和宗邑，也只能到这两级，而除了封君的樗里疾之外，其他的领兵“庶长”还跃进不到“大良造”。
五
商鞅变法的时代，为了塑造官僚组织的新权威，“大良造”位在诸庶长之上，等到“大良造”和“庶长”作为实权官职消失后，“驷车庶长”和“大庶长”反倒凌驾于“大上造”（原大良造）之上。
这个变化的过程，看似是由“官名”到“爵名”，其实是旧的“官爵合一体系”到新的“官爵分离体系”，实质上是“职权”的转移，把权力从旧的以“庶长”为首的血统贵族组织手中， 转交到新的以“相邦”为首的官僚组织手中。
根据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王四年相邦张仪戈”铭文：
（正面） 王四年，相邦张义、庶长□操之造□界戟，□[工师]，贱，工卯。（背面）锡。
相邦是职位，庶长仍为并列的职位，说明秦惠文王后四年时，庶长职位仍旧存在，并未完全转换为爵位名称，其地位仅次于相邦，更是体现了秦国旧官制的顽强存在。
在《史记·秦本纪》和《史记·六国年表》也有证据：
（秦惠文王七年）义渠内乱，庶长操将兵定之。（《史记·六国年表》）
（秦惠文王八年）秦（樗里疾）围我焦、曲沃。（《史记·六国年表》）
（秦惠文王后七年）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虏其将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
（秦惠文王后十二年）庶长疾攻赵，虏赵将庄。
（秦惠文王后十三年），庶长章击楚於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楚围雍氏，秦使庶长疾助韩而东攻齐。
（秦武王）三年……使甘茂、庶长封伐宜阳。四年，拔宜阳，斩首六万。
（秦昭襄王）二年……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皆诛，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
（秦昭襄王）六年……庶长奂伐楚，斩首二万。
这之中，身份最明确的人是庶长疾，即樗里疾，见《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
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将而伐曲沃，尽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为将伐赵，虏赵将军庄豹，拔蔺。明年，助魏章攻楚，败楚将屈丐，取汉中地。秦封樗里子，号为严君。
把《秦本纪》和《樗里子甘茂列传》对照着看，就能发现，问题。起家爵位为右更的樗里子，打了二十年仗，斩首十几万，一直称“庶长疾”，可见“庶长”二字根本不是指具体的爵位，比如左、右庶长、大庶长（都在右更之下）等等。
那么，“庶长”代表的只能是最高军职，从斩首的规模来看，“庶长”统兵绝对要超过10万人，甚至不是方面将领的名称，而是“大将”。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秦本纪》中，自秦昭襄王六年后，即再不见以“庶长”名分出征的记录，而只有“将”或者“为将军”，或以具体的爵位称之，如中更胡阳、五大夫陵、武安君白起等。
也就是说，无论是上述哪种判断为实，在秦昭襄王登基之后，秦国的“庶长制”终于被清理出了历史舞台，彻底成为没有实际权力的“爵名”，而替代他们的，应该就是“将军”职位。
之所以这个变革发生在此时，一个重要的偶然因素应该是“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皆诛”，以宣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把持秦国国政，一次性将秦惠文王时代留存下来的封君贵族荡涤大半，一个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在此之后，秦国政坛再也没有“庶长疾”、“庶长壮”这样的直系宗室子弟担当军政首脑的角色。
自此之后，至少到秦王政的时代，军功授爵制度的变化并不大，《史记·白起王翦列传》里写道：
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乡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
这段灭楚之前的小插曲，用字精当，王翦是“请”，对象是“美田、宅、园、池”，目的是“为子孙业”，同样是自污，《史记·萧相国世家》里写萧何就是“相国贱彊买民田宅数千万”，即“贱强买”，对象是“田、宅”，也就是说，王翦这个时代“请为子孙业”，也就是向秦王申请“分封”，除了田宅之外，还有园池（也就是封君的私奉养租税之入），属于世袭永业，而非“授田”。
而萧何再获取田宅就可以“买”了，哪怕一字之差，就已经展示了秦、汉两代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差别。
了解了上述信息，那么，王翦所说的“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并非不得“分封封邑”，而是不得“裂土封侯”，可见，商鞅时代确立的“公大夫”以上爵位食邑的制度，在秦王政时代仍在执行，而刘邦所回忆的秦爵制，也表明秦始皇时代并没有大的变化。
综上所述，商鞅变法之后建立的军功授爵体制，并非什么“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也不是什么“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其在权力运行中的逻辑下，是对保持着春秋时期军政合一的世袭贵族政治的妥协和赎买，以及对于六国游士一步登天欲望的诱引，而这套制度体系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对底层秦人“精神原子弹”的刺激，恰恰才是真的可以忽略不计。
详情如何，敬请期待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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