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被诱导到“国泰金融”期货交易平台的投资者陆续大规模爆仓，原来的带教老师也失去了联系。全国各地的投资人逐渐意识到自己被骗的事实，纷纷在网络上寻找共同受害者。
受害者发现，打入交易平台的资金并没有如骗子所说，换成美元进入了境外的证券公司，而是以客户备付金的形式流入了一家名为上海迅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迅付”）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并迅速入账旗下签约商户。受害者旋即行动，向迅付公司追讨投资款。
迅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官网
然而，受害人在追讨投资款的过程中，相互之间也并未建立充分信任，并从大团体向小分队裂变。
谍影重重
“群里有迅付派来的卧底”，国泰金融平台的受害人代表李沙（化名）告诉澎湃新闻，“还有个别受害人觉得，讨好迅付可以早点拿到钱，就把我们群里掌握的情况和动态都汇报给迅付，实际也就拿到一万两万块钱而已。”为防止引狼入室，每次群里进新人，李沙都会进行严格的背景调查和材料审核。
被骗走520万元的大学教授姜川（化名）表示，自己刚一入群就被管理员踢了出去。“因为数额比较大，跟其他大部分受害人的金额不太一样，他们就怀疑我不是真实的经历，是别处派来的卧底”，姜川回忆道，后来自己出具了银行流水和各种各样的证明材料才入了群。
对于本次澎湃新闻的采访，李沙显得非常谨慎，只安排了一小部分核心受害人参与。“迅付的手段那么强，套路那么多，万一被他们知道后公关掉，我们的努力就又白费了”，李沙道出了自己的顾虑。
为了保护群成员们的权益，李沙他们开过许多私下的小组会议，讨论谁是共同怀疑的“间谍”人选。每次发现情况不对，大群就要搞一次转移。为了不让“间谍”发现，原来的大群会持续保持热度，只不过，比较机密的内容就只会在新拉的小群里谈了。从2018年10月大家聚集起来之后，这样的战略转移至少进行了3次。
受害人拒“搭便车”者
搭便车是指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的行为。在一个共同利益体中，利益同分，责任与成本却由团体的每个成员承担，如此一来有些团队成员便会出现搭便车的投机心理，自觉或不自觉地像南郭先生一样“假装吹竽”。
在本次假冒期货平台诈骗案中，据部分受害人向澎湃新闻讲述，有一些受害人选择坐享其成，既不做统一安排的事情，也没有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证据挖掘。他们在等待某一天，成员们集齐证据，案件侦破的时候，自己顺便也能拿回损失的资金。如此一来，辛劳奔波的组员便逐渐产生心理失衡，导致群成员之间互生不满，团队效率降低。
“我到了上海才知道，（受害者群体）可以说是一盘散沙”，一位不愿具名的受害人告诉澎湃新闻，受害人群里面，有的人啥也不干整天哭诉，有的人各有各的思路，也不听统一指挥，按照自认为正确的方向行事，“但大家很多都是第一次做这种维权，又没有经验，这样怎么能行”。
澎湃新闻记者在对本次诈骗事件的追踪过程中，也明显感受到了受害人群体中的紧张气氛。由于联络者是国泰金融平台的受害人，个别知情的群成员即对其他平台受害人接受记者采访，并有可能写入稿件的情况充满排斥，表示应当将国泰金融与其他平台分清界限，对本平台中的受害人情况多做报道。
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非零和博弈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个人的最佳选择与团体最佳选择的冲突。在一个群体中，个人做出的理性选择，往往导致了大集体的非理性结果。本次期货诈骗平台的受害人群体也存在着一样的情况。
在各自寻找入账商户的路上，一些受害人认为自己掌握到了迅付违规操作，涉嫌洗钱的证据。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并不会第一时间就将成果分享给群里的其他受害人。一份重量级的证据能够支撑一名受害人向迅付索赔全部款项，但如果是一群人分享，其力量可能大打折扣。虽然一个人的100万肯定没有一群人每人80万的总效益大。但对于个体来说，一个人拿到全额基本上是毋庸置疑的选择，这也是群友之间无声的共识。
证据又不是一次性餐具，一个人用过之后为什么就不能让大家分享了？根据一张受害人从商户处拿到退款的合同，条款中明确要求，受害人必须保证拿钱走人，不再参与到其他与之有关的事件当中。如此，拿钱离开并迅速回归正常生活，也是当事人经过博弈之后的最优抉择。
目前，从外地赶来的受害人大多住在迅付安排的宾馆中，苦于入账商户难寻，他们的维权陷入了停滞。“拿不到钱，我们就准备在宾馆里过年了”，一位60岁的内蒙古受害人对澎湃新闻说道。
（澎湃新闻 刘茜琳）